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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百歲地下黨交通員傳奇：13歲少年送藥路上藏身爛草堆躲避日寇刺刀
 編者按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，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聯合解放日報推出《抗戰·上海尋跡》專題，聚焦上海老同志抗戰印記，深入探尋偉大抗戰精神所蘊含的磅礴力量。 今年100歲的毛樹興，至今還保持著每天下樓鍛煉的習慣。天氣好時，他甚至會走上一兩個小時，到如今嘉定的婁塘、唐行等地，去看當年自己冒著生命危險，一次次為中共地下黨傳遞信息的“要道”，如今發生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。 毛樹興說自己“兩只腳特別能走”，這是他兒時練就的童子功。十多歲就開始從事地下交通工作，他說自己一開始是被動的——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大哥毛楚珩、二哥毛平東，經常讓還是“小毛孩”模樣的四弟毛樹興送信、送物資，逃避敵人的注意。 “后來我從被動變為主動，自己想參與地下工作，為抗日救亡出一份力。”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，毛樹興家一共出了5名地下黨員，還健在的只剩下毛樹興一人。 “因為看到了舊社會的黑暗，我們一定要想辦法爭口氣，讓老百姓、老實人不要再過這般受苦受難的生活。”2025年的夏天，在位于嘉定區的家中，毛樹興接受了解放日報抗戰尋訪小組的采訪。 “漫長的等待如同無邊的黑夜，卻未曾磨滅我心。”一個關于一個人、一家人的抗日故事，在這位百歲老人的娓娓道來中，徐徐鋪展。 
毛樹興在家中接受尋訪小組采訪。 舒抒 攝
國破山河在 毛樹興家原本在嘉定徐行鎮伏虎村。盧溝橋事變后，日軍入侵上海嘉定地界，老百姓被日軍燒殺搶掠，甚至家中雞鴨都被捉得精光，村民們只能向荒郊野外四處逃散。 毛樹興的爺爺當時已年過古稀，面對日寇的惡行，老人家當面痛斥“你們這幫日本人都是強盜”，遭日軍拳打腳踢摔倒在地。 “日寇走后，我們把爺爺扶起來躺到床上，后又送他到昆山醫治，但沒多久，爺爺仍舊不治身亡。”當時，毛樹興只有13歲，但“國破山河在”的萬鈞之重，已然壓在了這名少年身上。也正是在十多歲的年紀，毛樹興開始參與中共地下黨在嘉定和青浦一帶的交通聯絡。 一切要從他考取群業中學說起，這是日偽在嘉定開辦的第一所中學。毛樹興回憶，進校后，看見日本人就要鞠躬，“否則就會被扇耳光”。 毛樹興在群業中學就讀期間，來自浙江桐鄉的黃振漢任中共地下駐上海聯絡員，經由毛楚珩幫忙在嘉定租房子開展地下工作。毛樹興被安排作為黃振漢的家庭成員一同入住，對外聲稱回家路遠需要與“大哥”黃振漢同住。一名女地下黨員則假扮黃振漢的愛人，一同住進位于百花街這棟租來的小房子里。 黃振漢告訴毛樹興，群業中學當時施行日寇的“奴化教育”，若繼續在那里學習，日后難保不被日本人利用，應盡早離開。“我回家把這番話告訴了父母，但一開始他們不同意我退學，說能讀書、識字不容易，叫我繼續回去念書。”毛樹興說。 隨著日軍侵華暴行愈演愈烈，嘉定大片地區淪陷后，日寇更是無法無天，到處強奸婦女、搶掠百姓物資等，祖父的死更是激發了毛樹興的抗日斗志，最終他離開了群業中學。 但他沒有搬離百花街的住所，繼續以黃振漢小弟的身份，一邊負責燒飯等后勤保障，一邊參與地下交通工作。 為何要租住百花街這棟小樓？原來，小樓西面的弄堂恰好是日軍當時的站崗放哨處。當地下黨員需要開展活動時，日軍哨點稍有風吹草動，毛樹興就以窗臺的花盆為信，花盆位置不變代表“安全”，位置變化則代表“危險”，如此為經常出沒于小樓的5名地下黨員做掩護。 1939年，黃振漢接上級部隊調令前往青浦支隊部。臨走時，他囑咐當時尚未滿14歲的毛樹興：“一定會有人來接替我，你留在這里為地下工作服務。” 新派來的聯絡點負責人名叫洪鋒，借住在毛樹興家。毛家也自然成為中共地下黨在嘉定的一個聯絡點，日常開會、辦公都到毛樹興家中進行。 毛平東與洪鋒的日常對外身份，是嘉定唐之廟小學的教師。這一身份也為共產黨員來往毛家提供了合理的理由。有的共產黨員剛從與日方的拉鋸戰中脫身，要找隱蔽地點暫時落腳，就來到毛家，其中就包括張維忠、冷濤、劉勝英、張建等革命人士。毛家則對外聲稱他們都是“學校里的老師和朋友”。 在此期間，毛樹興在洪鋒的領導下擔任地下交通的聯絡員，往返嘉定與青浦支隊部，為中共地下黨傳遞信息。彼時，中共在青浦武裝力量的負責人是顧復生，他便成為毛樹興的單線聯絡人。 “有時候，寫有秘密信息的紙條會被折疊成一個初升的太陽，這其實是枚煙幕彈，為了遮掩讓大家來我家開會的信息……但太陽本身也是有意義的，意味著在這片漫漫黑夜里，我們終究會見到光明。”毛樹興說。 艱難送藥路 毛樹興的老家，在徐行當地被稱為“西毛家宅”，一村子的人都姓毛。毛樹興家成為地下黨聯絡站后，主要作用是“有事情商量事情，有危險躲避危險”。當時毛家的聯絡站并沒有活動經費，一切食宿開支均由毛家兄弟五人和父母支撐。 即便生活清貧，毛家人仍待來往的地下黨同志如上賓，寧可自己吃麥飯，也要讓客人們吃上白米飯。為此，毛樹興家還與大伯家合養一頭牛幫人犁地，賺錢補貼家用。 毛樹興女兒告訴記者，如今父親的記憶力有些衰退，淡忘了一些人的名字，但有件事依舊記得諸多細節——送藥。 1939年至1941年，嘉定一帶只有兩間藥房。其中一家華美藥房的老板與毛楚珩關系很好，毛家就通過該藥房籌集藥品，送往青浦支隊部支援共產黨的武裝力量。 彼時，青霉素（盤尼西林）、消炎粉等三種藥物最為緊缺。毛楚珩到藥房購買一部分藥品，另一部分通過嘉定兩名醫生開處方后到藥房配藥。藥品積攢一定數量后，再由毛樹興送到青浦支隊部。 “當時我才十三四歲，長得比較矮小，不引人注目，經常假裝走親戚往返青浦和嘉定運送藥品。”毛樹興說，他經常把藥綁在身上，加上本就是農民出身，不容易引起日軍的注意。但有一次他前去青浦送藥，差一點與日寇狹路相逢。 那天，毛樹興跟往常一樣，吃完早飯，趁天沒亮就出發去送藥。從嘉定徐行步行到青浦支隊部，要走5個多小時。在嘉定黃渡的楊家橋有一個中共地下聯絡點，聯絡人是一名“三面保長”，八面玲瓏，在國共雙方和日方隊伍中都有職務。 “當天我到了黃渡，正好遇上日軍掃蕩，我把藥品交給這名保長后，他把我藏到他家一處堆滿爛稻草的柴堆里，囑咐我不能動，呼吸也要小點聲，因為日本人隨時都會拿刺刀刺向草垛尋人。”毛樹興至今記得，那天自己躲藏的草堆下方已經霉爛，他一藏就是十幾個小時，直到子夜才被保長從草堆里叫出，說是安全了。 保長問毛樹興，這些藥到底是送到青浦支隊部還是送到后方安置傷員的醫院。得知醫院距離黃渡更近，毛樹興決定把藥品先送往醫院。他吃了些點心就動身，終于在出發送藥的第二天中午抵達醫院。 在那里，毛樹興巧遇了正好在醫院值班的嬸嬸。看到灰頭土臉、一夜未眠的毛樹興，嬸嬸馬上問他“吃飯了沒”。得知小侄子已經大半天粒米未進、滴水未沾，嬸嬸馬上安排他吃飯。 毛樹興也沒有忘記正事，把藥品全部交給了嬸嬸，還列了一張清單，寫明每種藥品的名稱和對應的數量。 吃完飯，已經一天一夜沒休息的毛樹興在醫院值班室里倒頭就睡，一覺睡到了第二天早上。嬸嬸找人把毛樹興和藥品清單一并送到了青浦支隊部顧復生手中，顧復生表揚毛樹興辦事靈活，送藥一事總算圓滿完成。 黎明破曉時 80多年后，已經百歲高齡的毛樹興講起當年運送藥品的過往時，依舊能還原一場驚心動魄又艱難曲折的地下斗爭。 1939年至1941年的上海市郊，槍聲、燒殺搶掠之聲不絕于耳。毛樹興說，老百姓雖然痛恨日軍，但亂世之中，離開故土也無處可去，因而大多數人仍繼續留守在嘉定農村。 當時，中共在浦東建立淞滬支隊對抗日寇，國軍在浦東也有一支規模較大的武裝力量三五支隊。兩支隊伍最大的不同是，淞滬支隊只打日本人，保護地方百姓，三五支隊則經常與其他武裝力量發生摩擦。 為此，淞滬支隊將正式部隊撤離至浙江四明山，僅留部分地下黨員在上海。在此期間，有的地下黨員被殘忍殺害，有的被綁架后遭敲詐勒索。面對日益危急的情況，中共上海地下黨聯絡站決定派毛樹興前往四明山傳遞消息。 “我從上海十六鋪出發，凌晨3點開船，到四明山后先找到當地的地下工作站，那是一座廟，聯絡人是廟里一名負責燒香點燭的師父，他是共產黨員。”接上頭后，聯絡人又讓毛樹興登島，前去找淞滬支隊的聯絡人。 “娘舅。”毛樹興找到淞滬支隊聯絡人后，先喊了對方一聲。這并非普通的寒暄，而是聯絡的暗號。 “你怎么一個人來，娘呢？”對方問道。 “娘身體不好。”毛樹興作答。 “身體一定要保養好。”對方一字不差完整對上了接頭暗號。于是，毛樹興匯報了上海地下黨遇到的情況。淞滬支隊立即組織了不到20人的精干隊伍，輕裝短槍回到浦東，隊伍名稱仍叫淞滬支隊，實則是保護中共地下黨的敢死隊。 在此期間，毛樹興家仍承擔了招待和掩護中共地下黨人往來的重任。但從1939年至1945年日軍投降，這個位于嘉定徐行鎮的地下交通站從未被敵人發現。 大約在1943年至1944年間，負責中共上海寶山地下工作的王同衍得到情報，有一批槍支在嘉定、青浦一帶的番麥（玉米）地里。毛樹興立即將消息傳遞給毛平東和洪鋒。最終，槍支安全到手，也幫助中共在朱家角建立了一支新的新四軍小分隊。 不過，小分隊畢竟勢單力薄，被敵人發現后就立即成為被剿滅的目標。這一情況由當時中共上海嘉定地下聯絡人周秉玉通知，毛樹興立即向朱家角新四軍小分隊匯報“有危險”。于是部隊撤退至昆山巴城鎮，洪鋒便要求毛樹興在昆山建立交通站。 “我當時沒有錢，通過南翔復泰醬園老板張慰椿，也就是我娘舅的資助，在巴城的醬色麥芽糖廠建立了交通站。”毛樹興說。 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南翔也要建立交通站。毛樹興便回到了嘉定，在復泰醬園當學徒工，建立了南翔交通站，第一時間發展了3名共產黨員。 新中國成立前夕，毛樹興等4名南翔的中共黨員還將南翔周圍的所有碉堡繪制成一張地形圖，并將南翔處于真空無兵地帶的情況及時向中共匯報，從而使南翔實現和平解放。  責任編輯：日升 (責任編輯：日升) |
